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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债务剧增
回顾冷战结束后联邦财政治理的30年，就会发现：
1992财年（1991年10月1日-1992年9月30日）联邦名义债务总额为40650亿美元，为当年美国GDP的61%。
从2009年开始，联邦财政急剧恶化，债务呈现指数级攀升。该财年名义债务总额达到119100亿美元，债务/GDP占比达到82%，前所未见。
从联邦政府对大衰退经济的救助过程和结果看，在初期财政支出2500亿美元后，又通过《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ARRA）两次增加支出2420亿美元和4000亿美元，再加上时任总统奥巴马的减税措施和医保改革支出，导致联邦政府债务危机和政府关门频发。
到2014财年，联邦名义债务总额急剧增加达到178240亿美元，债务/GDP占比一举突破101%。随后美国经济进入了长期更加缓慢增长态势。直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大规模联邦救助计划再次上演。
2021财年联邦名义债务总额达到296170亿美元，债务/GDP占比达到了124%。截止到2022年5月31日，联邦政府应对疫情的追加支出预算达到4.5万亿美元，目前实际承诺支出4.25万亿美元，实际已经支出3.82万亿美元。
从美国联邦债务的形成过程中的两次剧增事件可以判断，美国财政治理已很难承受突发重大事件的冲击，如果今后再次遭遇同类事件，这种手法将再次上演，结局也是一样，后果更加严重。
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直接、间接消耗美国战争财力8万亿到10万亿美元，加上对经济衰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救助财政支出，保守估计，20年来联邦财政非预算支出总和可能多达13万亿美元以上，即使不计算联邦财政每年正常的约2%的赤字率，年均预算外支出也高达6500亿美元。
这些支出的归宿就是联邦债务，并且对美国的价格体系形成了巨大冲击。而美国国会已无能力、无意愿控制预算程序，行政部门的支出冲动更得不到控制，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联邦财政将永远失去平衡的可能性。
美国联邦财政的“量出为入”原则和机制设计正在走向它的反面，伤及美国财政基础和大国信用以及大国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