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汪国真流行之后，刘墉和张小娴也在中国大陆占据了一片天下。
汪国真虽然和王家新、于坚、陈超等第三代诗人同属于50年代生人，但是他和他们最大的不同是，汪国真主动避开了“文化热”。他不读尼采、胡塞尔、黑格尔，也不读布罗茨基、帕斯捷尔纳克，他主动避开了政治文化、哲学思想，以及20世纪世界诗歌生态。他就是希望将情感和想象用直白的语言表达出来。
这种诗歌观念下，汪国真与大众流行文化的水乳交融也就不难理解了，同时也能够明白为何诗歌界无论哪种流派都一致对汪国真评价甚低了。对于那些希望达到语言的边界、在技艺和思考上深耕细作的诗人来说，受众的感受显然不是诗歌写作中重要的一个因素，甚至更进一步的根本不会考虑受众。
但是，诗歌写作要不要考虑受众，在汪国真去世的今天，又被重新提了出来。李云雷认为，我们应该回头看看汪国真是不是提醒了我们已经遗忘了的事情，“白话新诗的诞生，原本就是为了便于大众接受。” 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王久辛也对早报记者说，“诗歌界对汪国真、席慕蓉的忽视，是不公平的。诗歌的价值永远没有一个标准。汪国真诗歌的温暖与清浅，对于高中生与大一大二的学生是有意义的。”他认为我们今天的诗歌界走得太快，“应该退后一步，重新审视诗歌写作。在诗歌小圈子里不认同的汪国真，却一直流传下来了。就像路遥一样，先锋文学家不认同，但是大学生读了却泪流满面。”
这似乎在回应着汪国真的话，“过几十年，一百年，我们再看。”显然，对于自己作品的经典意义，汪国真是有自信的。如果从汪国真去世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各种曾经的年轻人对他的怀念和现在的年轻人仍然在读他来看，他的作品显然具有“经典”的意义，只不过到底是诗歌层面，还是心灵层面的，各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尺子。
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不论什么时候，对于年轻人来说，需要这样一个温暖、感动和激励他们的诗人，让他们坚持自己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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