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病毒猎人”，在全球最早找到非典病因，最早建言广东扑杀果子狸香港大学病毒学专家管轶接受南方日报独家专访，首度解密众多非典往事
“病毒猎人”：非典不太可能再大暴发
管轶。 南方日报记者 周游 摄
应该怎么描述公众也许陌生，但在学界却久负盛名的香港大学病毒学专家管轶？
他是2003年抗击非典战役中的关键人物，正是他所在的团队，在世界上最早分离出SARS病毒，找到了这场世纪怪病的病原体真凶——冠状病毒，推翻了“病原体是衣原体”的说法，从死神手里抢回了为病人对症下药的宝贵时间。
也是他，在果子狸身上发现了SARS病毒，向广东谏言，直接促成了10年前广东那场果子狸大扑杀，从根源上杜绝了SARS疫情再暴发的可能性。至今，他的实验室里还存放着当年160个野生动物病毒样本。
还是他，17年来从未放弃对“每年都要换个新造型”的禽流感的追踪，尽管悲观预测“H5N1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控制”，但是他还是乐观行动--监控、实验、研究，给总理写信，帮助官员理解科学问题。他说，非典留给我们的遗产是“相信科学、尊重科学”。
他是《时代》周刊2005年评选出来的全球18名“医疗英雄”之一，也是媒体眼中“很少觉得疲惫”的“疯狂教授”。今年51岁的他笑说，自己也会疲惫，会抽空玩儿。但是当他打开病毒课件，一边讲解复杂的病毒基因图表一边自言自语“病毒太好玩儿了，怎么会不好玩儿呢，当然喜欢呀”时，你开始确信，他从未忘记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他就是永不知疲倦的“病毒猎人”。
管轶非常低调，极少接受媒体的采访。在非典十周年的特殊时刻，我们请动了钟南山院士，亲自给他打电话，“管轶，希望你能接受南方日报的采访”。于是，才有了这篇难得的独家专访。面对记者，他侃侃而谈，首次解密很多当年的内幕故事。
1 病例标本从哪来？
把标本带回香港的病毒实验室后，我们把标本一分为二，一份标本我往流感方向去追踪，另外一份给了实验室的另一位教授，往人类病毒的方向去研究
南方日报：在首例非典病例报告后的114天，香港在4月8日全球首次发布了非典病原体是冠状病毒的消息。能否和我们分享当时寻找病原体的故事？
管轶：2003年2月8日我回到香港，当时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大家都在抢购醋，甚至抢到香港来了——早上一瓶醋卖5元、下午10元，晚上就卖20元。感冒从来没有造成过这么大的恐慌，可能和有死人的新闻有关。
我是流感病毒学家，知道之前有禽流感感染人的先例。我最担心的是禽流感出现人传人的病例了。后来又听新闻说，有人得了肺炎死得很快。我的心里就着急，特别担心会演变成全球性流感大暴发，所以很想启程去找样本、调查清楚这件事情。
南方日报：在钟南山院士的帮助下，您拿到了病例标本。您当时是怎么和钟老师联系上的？
管轶：我在广州的熟人不多。我的同事、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教授郑伯健是钟南山院士的学生，他带着我找到了钟老师。当时钟老师刚开完记者招待会，跟我详细介绍了情况。
12日我们取了标本就带回香港，去香港之前，我和钟老师签了协议，一方发现了病原体，必须共同协商，通过中国卫生部同意才能发布。把标本带回香港的病毒实验室后，我们把标本一分为二，一份标本我往流感方向去追踪，另外一份给了实验室的另一位教授，往人类病毒的方向去研究。
13日，有个香港家庭从内地回来，小女儿已在福建病死并下葬，父亲则住进香港医院，15日也去世了。我们取了死者的标本，一做，显示是H5N1禽流感。后来证明，这个标本误导了我。
2月23日我再去广州找钟老师，并把第一批标本的检测报告给他看，报告里列出了腺病毒、H3N2季节性流感等数种常见病毒，但并未发现与临床症状相符的特异性病原。还有太多的疑问没有解开，想到病例标本不是我自己取的，我决定要重新自己取样本。
南方日报：在当时大家都搞不清楚是什么病毒又不断有病人死亡消息传出的情况下，自己取样本，不怕吗？
管轶：我自己搞呼吸道研究的，知道怎么处理，并没有非常紧张。我带了个医生和护士长去到病房，护士长取血，我取痰。由于取痰需要病人深度咳嗽，我给病人拍背、吸痰。记得当时我戴了两个口罩和两层手套，每工作一个小时、跟三四个病人取样后，就回到走廊休息，换口罩和手套。那天我们从上午10点钟一直取样取到下午3点钟。
2 如何最早找到病因？
我们港大4个教授根据电镜结果确定SARS病原正是冠状病毒，当我们从电镜室跑回实验室的时候，美国那边传来消息，也表示他们确定是冠状病毒
南方日报：标本对实验意义很大？
管轶：我们实验室是全世界最早将病原体确定为冠状病毒的团队之一，几乎和美国同时。3月19日，在和世卫网上联合实验室开会时，我们就已经报告分离到了非典的病原体，并附上细胞培养的照片。3月23日，我们港大4个教授根据电镜结果确定SARS病原正是冠状病毒，当我们从电镜室跑回实验室的时候，美国那边传来消息，也表示他们确定是冠状病毒。
南方日报：跑回去？
管轶：时间很宝贵。那一段时间基本都待在实验室，最多就是抽时间回去洗澡，然后立刻回来上班，而且来回路上不能坐巴士，只能坐的士，为了节省时间。
南方日报：为什么认识到病原体是冠状病毒这么重要？
管轶：意义很大。至少让医生能够知道哪些病人是非典病人，便于隔离治疗——而不仅仅是全部简单地当作发热病人处理。如果把所有非典病人和普通病人弄在一起，就天下大乱了。
南方日报：您一直强调和钟南山院士的合作非常关键。
管轶：在整个过程中，钟老师进取、敢承担，而且思想开拓。当时北方专家说是衣原体，我和钟老师非常确定是病毒。在北京开会的钟老师还为这个和别的专家争了起来。
可以说，跟钟老师的合作，让我们的团队能够提早起跑。后来，我们发布了第一篇文章，却没有把钟老师的名字写在团队里面。我还和实验室的另一个教授吵了一架。他认为病毒最终是从香港病人标本中诊断出来，我就反对，我说你用的是内地病人标本起跑的，就好像吃饭，你最后一口吃饱了，但是不能说前面的饭都是白吃的。我很为钟老师鸣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