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社会舆论环境包容度下降，极端组织趁势而起。美国的穆斯林持续受到公众厌恶和公然歧视。《美国穆斯林调查报告2020》数据显示，即便他们对国家感到满意的人数比例（37%）比一般公众（27%）或无宗教信仰者（16%）更高，且他们当中高达85%的人表达了强烈的美国身份认同，但2020年仍有60%的美国穆斯林表示经历过宗教歧视，51%的人称遭遇过宗教霸凌，这一数字高于其他任何宗教团体的上报情况。求职过程中，33%的穆斯林受到歧视，只有5%的犹太人和8%的普通民众有此番经历。而在同执法部门互动、接受医疗保健服务或在公共场所活动时，穆斯林受歧视的比率亦远高于犹太人和普通民众。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2019年的仇恨犯罪统计，穆斯林是宗教仇恨事件的第二大目标，反穆斯林仇恨团体通过线下宣传集会以及脸书、推特等大型社交媒体平台活跃度很高。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统计，2020年美国境内有大大小小近40个反穆斯林仇恨团体，特朗普连任失败后，原本寄希望于他的全美最大反穆斯林组织“为美国行动”开始调整活动策略，寻求与州和地方两级民选官员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他们一改往日的“散兵游勇”模式，致力于推动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向“产业化”方向发展，“产业链”由理查德·梅隆·斯凯夫基金会、贝克尔基金会、捐赠者资产基金会等“金主”注资，10年间这项投资高达4260万美元，而包括网络博主、学者、宗教领袖、草根团体和政客极力向美国民众灌输“穆斯林是国家敌人”的理念和认知，最终诱导公众加深对穆斯林的仇恨与偏见。
第四，穆斯林难民安置受阻，凸显美式人权双重标准。虽然美国一直以来自我标榜为“人权灯塔”，宣称给予各族裔、人种、教派、边缘群体平等的包容和保护，但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并将仇视和打击矛头直指穆斯林群体，一方面多次发表贬低伊斯兰教的言论，将伊斯兰教比作“世界上最极端的宗教”“恶性肿瘤”，称伊斯兰主义是一种“隐藏在宗教外表背后的政治理念”，对穆斯林的恐惧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完全不顾国际人权承诺，大幅减少通过重新安置计划接纳的难民人数。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帮助12600名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2018年这一数字仅为62人。2016—2019年间难民安置到美国的总数下降82%。来自宗教受害最严重国家的穆斯林人数下降了90.6%。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难民人数分别下降了96%、95%和85%。上述言行不仅导致美国穆斯林在个人身份认同、族群身份认同和国家公民身份认同方面陷入高度紧张和冲突，同时也使得反美主义情绪在伊斯兰世界格外高涨，无疑削弱了穆斯林对美国民众的“同理心”，助长了极端趋势，某种程度上给美国民众的基本人身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
2016年以来，美国穆斯林不断受到新纳粹、3K党等的言语污蔑甚至暴力攻击。调查显示，三十岁以下的年轻穆斯林中超过20%的人打算在必要时离开美国，毕竟这样的生存处境似乎比“9·11”事件之后的几年还要岌岌可危。就算拜登采取种种缓和与穆斯林关系的政策措施，但更复杂的情况在于，一则美国系“伊斯兰恐惧症”的潜在受益者，如果没有这样看似格格不入的“他者”或“外敌”，角力中的两党既缺少了一个国内问题的“替罪羊”和压制对方的取胜策略，也无法向公众掩盖美国本土遭遇恐怖袭击的真相：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进行政治干预和军事入侵才导致多个伊斯兰国家内部矛盾激化、恐怖主义横行；二则仇视穆斯林的本质即在美国法律、政治对话和公民生活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受到经济衰退、再分配机制失能、新冠肺炎疫情等情况的冲击，无论是因“弗洛伊德之死”而震动全美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还是近来愈演愈烈的排亚风潮，都指向一个事实：包括仇视穆斯林在内的种族主义具有系统性、持续性和破坏性，美国若无意从根源上反思、缓解，那么不仅没有少数族裔能够幸免，也会对处于主体地位的白人造成严重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