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这个秘密会议，四周暗流涌动。
参加会议的包惠僧回忆，7月30日晚，宣布开会不到半个钟点，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了会场。“我们问他干什么？他把我们看了一眼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就匆忙下楼去了。马林则很机警地说：‘一定是包打听，我们马上解散，再定期开会。’”
果然，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了会场。
因担心住处遭到搜查，代表们立即前往《新青年》编辑部暂避。大约过了两个钟点，包惠僧放心不下“留守”的李汉俊、陈公博，返回“李公馆”探看。李汉俊告诉他，写字桌抽屉内就有一份党的纲领，没有被发现，很侥幸！
这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1月18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研究者认为，这一变故与租界警方对共产国际参会代表马林的监控有关。
至此，上海的会议不得不告一段落，代表们从石库门出发，登上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大会在紧张气氛下继续进行……
开会时，李达代表的夫人王会悟一直坐在船头，但她全无赏景的闲情。“假如有船靠近，我就叩击船舱门，提醒他们停止开会。”王会悟晚年回忆道。为了掩护，她甚至在会议桌上预先摆放了一副麻将牌。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展示的李达、王会悟夫妇的照片。新华社发
从上海到嘉兴，一周多时间里，代表们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热烈探讨改造国家的办法。会场内外，两个中国，一个昏暗、痛苦，一个则宣示着她的青春、梦想。
1921年7月27日的《民国日报》上，登载了上海浦东英美烟草公司华工罢工的消息。文中列着工人提出的条件：撤换虐待工人的监工；以后不准虐待工人；无论如何，不准开除工人的代表……
1921年7月27日的《民国日报》上登载了上海浦东英美烟草公司华工罢工的消息。新华社发（上海图书馆提供）
正是在这天，代表们开始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纲领第一条即旗帜鲜明：“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再看7月28日的《民国日报》，一则《安徽省选之奇奇怪怪》的新闻，直指资产阶级政府“城墙坍倒办选举”“百余人轮流投票千余张”的虚伪行径。作者直言：“长此以往，选政何堪设想？”
1921年7月28日《民国日报》上的新闻《安徽省选之奇奇怪怪》。新华社发（上海图书馆提供）
代表们决心与这样的弊政划清界限，使自己的党成为一个目标明确、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在纲领中明确：“候补党员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多数党员同意，始得为正式党员……”
多位代表日后回忆，会场内发生多次“有力的争论”。例如，在关于是否支持党员经党特别允许后可担任政府委员或国会议员的问题上，纲领在注释中留了个尾巴：“此条款引起激烈争论，最后留至1922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
分歧与争论，折射政党初创时期的真实状态。13位代表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有人主张“实业救国”，有人信奉“改良主义”，还有人宣扬“无政府主义”，即使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每个人的理解程度也不尽相同。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些年轻人时不我待地扛起了救亡图强的责任。“一经掌握马克思主义，就想马上用于改造世界。”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说，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鲜明特性，就是永远追求真理、勇于修正错误，最终使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把目光再次聚焦这群年轻人——13位代表中，8人有大学学历，其中4人留学日本、3人就读于北京大学，而在当时，全国能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不到1%。
显然，以他们的学识，足可衣食无忧。参与建党，投身革命，乃至牺牲生命，他们追求的不是个人命运的改变，而是苦难民族的新生。
正如1920年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关于生命的探讨：“你见过蝗虫，他们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那过去底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