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衣无冬夏，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夏则赤腘蓬头，各以破袋一只复其首，若富翁之戴风帽然……有终日不得一饱者，亦有兼日而食者，饥饿难忍，则潜至巷尾常于垃圾堆中，拾取人家所弃之腐鱼臭肉……”1920年9月，陈潭秋在《汉口苦力状况》一文中悲悯地写道。次年，陈潭秋作为武汉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
这是陈潭秋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这是一个国运衰微、苦难深重的中国。
到底，路在何方？
1918年11月，天安门广场，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演说。他热情洋溢地告诉世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
这是李大钊和他的《庶民的胜利》等文章（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没有人生来就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十月革命的胜利，让苦苦寻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真切地看到一幅充满希望的图景。
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8卷1号上，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文末，他庄严宣告：“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中共一大纪念馆展示的《新青年》8卷1号（6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学者认为，这篇文章是陈独秀思想的分水岭。此后，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彻底从一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参加中共一大前的几年间，20来岁的毛泽东在家乡看到了人民的艰难、官僚的麻木，立志要改造这一切。他创办《湘江评论》，在创刊宣言中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这是毛泽东和《湘江评论》（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影响下，毛泽东于1920年夏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认定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
1921年1月，毛泽东复信蔡和森，对其提出的“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明确表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对这批青年来说，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就如同找到一盏看清时事迷局的“探照灯”、一把解剖沉疴痼疾的“手术刀”。正当时人对“太平洋会议”抱有幻想时，李汉俊1921年7月在《共产党》月刊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质不过是日英美三国分赃中国的会议。他号召同胞：“不要希望什么太平洋会议，速行社会革命罢！”
这是《共产党》月刊创刊号。新华社发（中共一大纪念馆提供）
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发生转变之时，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变化。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工人总数达200余万人，仅上海就有56万人。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锻造了上海工人阶级极强的反抗性。
1920年末，《共产党》月刊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作出乐观预见：“照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五年，上海劳动界，必定能够演出惊天动地打倒资本制度的事业来的。”
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具先见的判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一旦与代表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结合，必将迸发出无比巨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