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来海口巡演话剧《苏东坡》。图为在儋州开办学堂时的苏东坡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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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贬儋州
纵笔诗惹祸
苏东坡根据政治形势，预感到会再遭贬谪，但对重贬的理由和花样，他没有料到，而且有点哭笑不得。
年轻的哲宗赵煦，爱意气用事，还有个缺点是好色。章惇明白要挟持得住大权集于一身的君主，才能潜多政权，为所欲为，所以他充分利用皇帝的这些弱点，助一心想当皇后的刘婕妤被封为贤妃，由皇帝宠幸者成为专宠者，并以她为内应，从而巩固了自己宰相的政治地位。
哲宗多年抱怨自己身为皇帝却没被宣仁太皇太后看重，更痛恨没把他放在眼里被宣仁起用的宰执大臣和元祐一朝。一旦亲政，反元祐的绍述政策经章惇等煽风点火后，就轻易产生了。此政策一出，元祐大臣中章惇最忌的三人——颇有声望和与皇帝关系近密的苏轼、有学问与气节的范祖禹、刚强敢言的刘安世，就遭殃了。
绍圣三年（1096年）8月，章惇就对他的政敌们杀鸡儆猴，成功实施了一桩报复行动，以“构造诬谤罪”责授范祖禹、刘安世昭州别驾，分别在贺州和英州安置。绍圣四年2月，一批针对5人的谪命中，包括前任首相吕大防和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分别被贬循州和雷州。另外又有包括苏东坡学子的秦观等37名元祐人遭谴谪。
凶焰狂燎天下，处贬居生活却依然关注政事的苏东坡自然有所耳闻。同年3月，他就听到弟弟被贬消息，但传闻谪地是西容州，还有同遭严谴的多人，他不知其详，也隐约知道报复之火会烧到其身，恐不能在惠州安居。为核实情况，他托人急书广州太守王古：
数日，又见自五羊（广州）来者，录得近报，舍弟复贬西容州，诸公皆有命。本州亦报近贬黜者，料皆是实也。闻之，忧恐不已，必得其详，敢乞尽以示下。不知某犹得久安此乎否？若知之，可密录示，得作打叠擘划也。忧患之来，想皆前定，犹欲早知，少免狼狈。非公风义，岂敢控告？不罪！不罪！人回，乞数字。
也不知王古是否收到此书和回复，4月17日，针对苏东坡的诰命就颁到惠州，责授琼州（治所在今海口府城）别驾（知州的佐官），昌化军（治所在今海南儋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惠州太守方子容认为这是个不祥的4月，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将诰命送到苏东坡手中，并讲了一件奇事：他信奉佛教的妻子沈氏，一直在家供奉泗洲大圣僧伽菩萨，一天夜里梦见僧伽来告别，说“将伴苏轼同行，后七十二日有命”。说完这个荒诞的梦，方子容苦笑着安慰苏东坡说：“算算，今天恰好是第72天，看来此事早已前定，不必烦恼怨恨，还是随遇而安的好！”
僧伽是唐朝的高僧。史书记载称，其游历到江淮，后在泗洲建刹，屡显神异，尝现十一面观音形，人益信重，唐中宗褒其寺曰“普光王”。苏东坡从前每进淮泗，必致敬于普照王塔（今惠州泗洲塔），诗文偈说，备载集中。
“没有什么事不是早有定命，不必待梦而知。我不算什么人物，还要麻烦高僧大德陪同，莫非真是前世有缘了！”苏东坡坦然而答，并托方子容照顾留守惠州的家属，决定只带时年27岁的小儿苏过同去海南。
30年前父母去世，两任妻子王弗、王闰之也先后病逝，上一年陪伴他25年的侍妾朝云也已离世。掏空家产刚在惠州建成白鹤新居一个月，苏东坡本打算在那安度晚年，却又突遭变故。本是句句血泪，他却能用理性调控住情绪，并从容安排后事和启程，其心性修养功夫真是不可想象。
东坡再贬，据传祸起他的一首诗《纵笔》，此诗描述了白发萧然在病中的他，于春风里在藤床上小睡，聆听屋后寺院钟声的情景。诗是这样写的：
白发萧萧满霜风，
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
道人轻打五更钟。
该文是苏东坡当天突然想起贬谪惠州的经历，心中有些抑郁不平，即兴所写的一首自嘲诗。没想到诗歌的后两句传到京城，把章惇气得大骂：“苏子瞻尚尔快活！”
朝廷上的那班政敌当然不会让苏东坡如此惬意的，他们重议其“罪过”，要痛打落水狗，既然不能杀，那就让他生不如死吧。于是，很快就决定了苏东坡贬谪海南的命运。
据说，苏东坡被贬儋州和他字“子瞻”有关，“儋”与“瞻”同“詹”，而几乎同时被贬雷州的其弟苏辙字子由，是“雷”下之“田”和“由”相近，其他人以此类推。在批交执政议贬时，有人说刘安世“一向命好”，章惇就以笔在昭州上一点说“且去昭州，试命一巡”。这看起来有趣，也可见执意要把苏东坡等元祐人一贬再贬的权臣们真是煞费苦心，而且轻佻、跋扈和近乎把国事当儿戏的荒唐。
有史家说，章惇通过玩文字游戏的方式来决定被贬元祐巨僚的贬所，是后人杜撰；也有人说就算苏东坡没有那首“春日梦”的诗，蓄意在胸的政敌要拔眼中钉，对待敌手的手段和结果也一样麻利和凶狠。
当然，苏东坡当时并不知晓政敌们这种“高蹈”的把戏。他在赴海南途经藤州时写给弟弟的一首诗中写道“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则可看出当政者对苏氏兄弟故意折磨，诗中以幽默的口吻对此进行了辛辣的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