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1950年前的琼州金融
侨汇开启琼州国际金融之窗
1928年，华侨黄振全从新加坡寄给文昌大宛村云大洋的侨批。
“文革”时期，盖有“毛主席语录”和“侨汇政策”的侨批封。
海口市中山路老街上曾挤有许多家侨批局。海南日报记者李幸璜摄
如果海南近代金融史从1858年琼州被开放为通商口岸(清政府与英法签订不平等《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算起，银行在海南的出现却慢了好几拍，直到民国三年(1914年)中国银行在海口设分行，琼崖才有了第一家银行，至今年恰好一百年。
回溯百年琼州金融史，大约可分为解放前，解放后至建省前，以及建省后三个阶段。本期海南周刊聚焦了第一个阶段，当时的琼州金融业夹在“水客”包裹的信件里，流通在五花八门钱币上，林立于中外金融机构招牌下，以及通货膨胀的恐惧中。
也许只是开了一家小小的海南鸡饭店，也许一年四季码头上做苦力，也许在“红毛”(欧籍人士的俗称)家里当一名管家……百年前，琼籍华侨无论在他乡谋何种营生，寄回托人捎回家乡的信件里大意都是“父母兄弟安康否?我生活得很好……附上光银××元……”
侨汇就这样，从华侨们微薄的收入中节省下来，通过侨批方式流入海南，支撑起侨乡的经济，带动本岛资金的融通，并发展成为庞大的侨资侨汇产业。
最早侨汇业务员“水客”
“水客”是一门职业。这门职业在明清以后随着海南人大量远涉重洋到异国他乡谋生而变得不可或缺，但却不是谁都能从事。
“‘水客’一般由较为忠厚并有威信、懂得点武术的人担任。”原海口市宗教事务局局长易春研究认为，他们将侨胞托带的款，就地购买的物资运回海南销售后，将款解付给侨胞眷属;返侨居地时，则随带家乡土产品到侨居地销售，从中谋取利润。
“有威信”是对金融业“诚信”的本质要求，而“懂武术”则说明架设在华侨家乡与侨居地之间的渠道充满风险。
当然“水客”后来还有别的称呼，如叫“侨批员”、“派批员”、“批客”或“批脚”。他们奔走在中国东南沿海和南洋区域，三五年往返一次，凭其对两地及沿途情况的了解，充当引领、介绍新移民的角色。如光绪年间有四名著名海南“水客”，张云吉、张运显、庄家就(文昌县人)、陈寿卿(定安县人)，他们就往来于海南岛和暹逻(泰国)、星加坡(新加坡)之间。
易春在《海口私营侨批业的产生与变化》一文中描写这四名“水客”的业务范围，“以通汇生意行商，在侨居地利用侨汇购买大米、棉花等货物，运回国内市场销售后解付给侨眷;回侨居地时组织海南土特产如葵扇、琼剧剧本到侨居地出卖”。
由此可知，“水客”带华侨给侨眷的款项，受制于汇兑、路途安危，不如换成实物，一来解决了币种兑换问题，二来还可以将这笔旅途闲置资金利用起来。
然而侨居的人数在不断增多，侨汇业务也日益增加，“水客”作为私营侨批业的最初形式，其流动经营的形式渐渐不适应解付侨汇的需要。于是，在国内外侨胞、侨眷较为集中的市、镇开始对口设立接收、解付侨汇的固定机构，定点挂出牌号，经营侨汇业务。
琼侨年均汇千万光银
固定形式经营的私营侨批业叫侨批局。上世纪初的海口，有著名的元成利、泰兴号侨批局。
“侨批”又是什么?据华侨史研究专家解释，侨批指华侨寄托给国内亲属的钱款和信件。“批”是闽南语“信”的意思。华侨出于简便起见，经常将信与汇款合二为一，经营华侨信、款的组织便成为“信批局”，也有称“信局”、“民信局”、“银信局”、“汇兑信局”、“批馆”、“侨批馆”等等。
如此，“寄款项的信”叫“批”，收批人的回信叫“回批”。非附寄款项的信就不能称“批”。
民国时期就从事银行工作的程茂材(已故)在其文章中收录，1928年至1931年间，海口有平民栈、益日隆、泰原、中民、阜成丰、线泰、实安泰、信安、泰兴、信成、琼源通、东南庄、珍发兴、泰安、琼源昌、信隆、同泰兴、会昌兴、荣安泰、琼海丰、琼源兴、裕成兴等23家侨批局(易春认为应该达到33家)。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琼崖实业调查团报告书》在文昌、琼海、琼山、那大等城镇都设汇驳批店，文昌、琼海侨乡尤为发达，各有40余家之多。
到20世纪30年代末，海口的侨批局发展到55家。“这是侨批业的全盛时期，其中还包括银铺、找换店兼营侨汇业务。”程茂材文中称。
55家侨批局云集海口，那是怎样一幅场景呢?我们可是试着把镜头拉到总面积约2平方公里的骑楼老街，临街五六条马路，几乎每隔几个商铺就能看一家侨批局，对当时的金融业来说，那是何等的盛况呀!
日军侵琼，继而占领暹逻、星加坡等地后，多数华侨破产、侨汇大大减少、侨批局停业。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虽有45家侨批局恢复营业，但通货膨胀使汇价波动过大，侨批局业务趋于冷落。1948年的统计表明，海口尚存侨批局40家。海南解放后，1950年8月人民银行海南分行对海口批局的登记共34家，资本总额值旧人民币3740万元。
《海南金融志》纪录，民国以后，南洋经济发展，海南侨汇年最高数额达光银2000余万元;经济不景气时，最低也有五、六百万元;一般情况下，年平均有1000万元左右。
平衡海南对外贸易逆差
发展到侨批局，侨汇业务的系统就慢慢建立起来，外汇经营管理也慢慢正规化。
侨汇来源于国外侨居地，款项单向流入国内，于是国内各家通过各种方式同国外侨批局建立直接或间接的联号或代理业务关系，算“类似国外侨批局的分店”。如海口的联号多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其次是泰国和越南。
由于当时的华侨多在星加坡和暹逻谋生，所以琼州的侨批局又统称“星暹信局”。
《海南金融志》记载，由南洋各地汇入琼州的侨汇，先汇到海口，然后才转汇到各县镇。海口成为琼州侨批的总会，各县镇设有汇驳店号，以便
将侨汇送到侨眷家中。而星暹信局在星洲(星加坡)、暹逻(泰国)、安南(越南)各埠设批局，在小城镇设代理处，相应地在海口设联号。
星暹信局办理侨汇分为内付和外付两种。内付由汇款人购买批局汇票，附在信中寄回，侨眷到国内批局提款，这种内付汇款称为票汇;外付是由汇款人在信局特制的信封左方写明所汇款数，将款交批局寄回，又叫信汇。一般多采用后者。
国外侨批局接收侨汇又有三种形式。一是派员到侨胞居住地接收;二是由侨胞服务的企业主预付，待到月底发放薪水时扣还;三是侨胞直接将款交给当地侨批局，由当地侨批局转回国内侨批局解付。
“不论哪一种形式，侨批业的经营活动都是靠信誉、宗族、交情关系作为开展接收侨汇业务来保证。”易春认为。
资料记载，竞争激烈时，不少侨批局还可以采取赊批的做法，即侨批局先代垫汇款，付给国内亲属，后再由侨胞一次或分期付还侨批局。而赊批局一般还不计利息。
毫无疑问，侨批曾是海南侨眷们的主要生活来源，甚至是侨乡的经济支柱。随着华侨经济实力的增强，侨资还直接回国创业或资助侨乡医院、学校等公益，发展建筑、农矿业、工商业等。
“海南侨批业的发展，是平衡海南对外贸易收支逆差的重要来源，对平衡国家外汇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张朔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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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批从发出到侨眷手中，要经历几个环节：
国外批局——海口批局——其他县镇批局——批脚——侨户侨眷;
国外批局——香港银行——海口批局——其他县镇批局——批脚——侨户侨眷。
具体操作：
第一种，银行或邮局汇款到香港银行，再转入岛内有联号关系的批信局;
第二种，国外批信局将收到的批款买货到香港，或在岛内销售后，再将汇款汇到岛内批信局解付(这实际是通过进出口商的关系转为贷款)。
解放前海南的银行
1949年，“海南银行”发行的“壹圆”纸币。海南日报记者苏建强摄
1936年，宋子文在广东视察金融状况。
民国实业家、烈士郑任良曾经办过琼崖华侨实业公司银行。
日军占领海南时流通的日本货币。陈耿摄
到1950年解放前，以海口为代表的海南金融机构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金融网，并成为海南岛的金融中心。
这个“网”就包括了四行(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一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一司(保险公司)、两个地方银行(广东省银行、海南银行)。
品不尽的海口骑楼老街里，藏着多少往事。就拿银行来说，解放前的得胜沙路上曾建有“中国银行琼州分号”、“邮政储金汇业局琼州分局”、“琼崖实业银行”，新兴路(现新华北路)上有“中央银行海口支行”、“海南银行”，中山路上设有“中国银行海口分行”、“交通银行琼州办事处”，博爱路上设立有“农民银行海口办事处”……
1914年11月13日，中国银行在海口设立分号，是为海南第一家银行。此后以经营货币信用业务的现代银行金融机构走上海南历史舞台，但军阀混战、战火纷飞，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海南的金融机构在辗转腾挪间，磕磕绊绊前行。
宋子文与广东银行
如今钱币收藏市场还能找到宋子文签名的1931年广东省银行5元银毫券。现代人所不知道的是，广东省银行在海南的分支机构也留下了浓墨一笔。
广东银行总行创设于民国元年，由旧金山广东银行约集美洲华侨和香港殷实商人共同投资。因总行设于香港，又是当地首创的华商银行。
民国时期便从事海南银行业务、解放后任职于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的程茂材先生归纳，广东省银行海口支行在日本人入侵前的历史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阶段是中央银行时期。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中央银行海口支行在新兴路34号(后新华北路2号)设立，隶属广州中央银行总行。内部组织设有金库、发行、出纳、会计、营业、文牍等股。《海南金融志》记载其主要任务是“发行货币和代理分金库，汇存转解琼州全属各显税收公粮各项公款，宜居财政厅的支付命令拨付各种经费。对工商企业不办理存、放业务。”
第二个阶段是广东中央银行时期。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1日，随其总行改组而改名为“广东中央银行海口支行”。当年冬天，由于政局动乱，开业初起发行的纸币多次发生挤兑风潮，琼州市面纸币被人们拒用，银元、毫洋、铜仙为流通的货币。此时该行靠兑换金银外币维持。
第三个阶段是广东省银行时期。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1日，因改组，又改称为“广东省银行海口支行”，发行大洋券及辅币券，手绘成立时发行的纸币。
而宋子文早在1924年已经出任广东中央银行行长，民国二十五年国民政府官僚资本入股中央银行，进行改组，宋子文任董事长。此后1927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宋子文任财政部长;1928年11月1日上海中央银行成立，宋子文任总裁。
有关宋子文与广东银行海南分支机构的记录并不多，但这家带着“国家银行”使命的金融机构，后期在海南的主要业务仅解付侨汇可以称道。
1939年日军入侵海口前，该支行迁出海南，直到抗战胜利的1946年2月才迁回原址复业。解放后，该行由人民政府接管，改设中国人民银行海南岛分行。
各银行间相互竞争
查阅资料，解放前，银行分支结构主要集中在海口，中国银行琼州分号设立时间较早(1914年)，14年后才增加了中央银行海口分行(即广东省银行)，又过了2年“邮政储金汇业局琼州分行”开办，再过4年开设私营琼崖实业银行。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后，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信托、海南银行等才出现在海南。
“解放前，海口市的各家银行均为垂直领导，除受上级银行管理外，互相之间仅是业务往来关系。虽有规定业务范围和分工，但实际上经营不受任何限制。”程茂材在史料中记述，“除中央银行外，各行均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互相交叉、互相竞争。”
交通银行是国民政府特许的实业银行，1946年7月在海口中山路14号成立(与1946年5月设立的中央银行海口分行相邻)，曾下设榆林港分理处。很长时间里，这家银行经营着一般商业银行的业务，兼办侨汇和信托，并代理太平保险公司业务。“先是在支持田独铁矿、盐场生产、办理进出口押汇和抵押放款方面业务比较活跃。后因通货膨胀，市场贸易停滞，公共、交通、工厂几乎停顿，业务也随之不振。”(《海南金融志》)解放后，该行由人民政府接管，原址改设中国人民银行中山路办事处。
中国农民银行同样是国民政府特许的农业银行，也是1946年7月在海口成立，在榆林港和文昌县城设立分理处。虽然为发展农业而设，实际也是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据程茂材记述，当时“农贷员全岛跑，但广大农村属琼崖纵队活动地区，近郊业务有限，城市业务又竞争不过交通银行，连年亏损，不得不于1950年1月2日停业，账册、档案移往台湾。”解放后，中国人民银行在该址上设立博爱路办事处。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公署陈济棠建议筹设海南银行，拟定组织章程报广东省政府核定，再呈国民政府财政部备案。该行主要业务是经理海南地方金库和发行海南特区银元票。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改设中国人民银行新兴路办事处。
总之，解放前，海口的银行既经营“国币”业务，又经营外汇业务;既经营存、放、汇传统业务，又经营信托投资和金银、外币买卖业务。尤其是信用放款(活期存款透支)、押汇、票据贴现，汇兑类的电汇、信汇、票汇，同时还发放银行本票。丰富的银行业务即是经济发展对金融的促进，又是海南金融对海南经济的支持。
此时海口已经成为全岛的金融中心。
日伪银行钞票成废纸
直到日军侵琼前，海南的银行也算活跃。除了中国银行、广东银行，还有1930年国民政府成立的邮政储金汇业局琼州分行，与琼州邮政局一套人马两块招牌，日军占琼时停办。
1934年梅县商人郑运良邀集南洋荷属印尼、英属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集资，在海口开设私营琼崖实业银行，重点支持儋县开办的松涛实业公司，放款和投资发展橡胶、桐油及开矿，日军占琼时停业。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2月10日，日军入侵海南。为了集中财力物力服务于战争，以战养战，日本帝国主义把海口工商业完全操纵起来，并企图通过金融机构加以控制。
日伪政府先后在海口设立了“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海口支店”和“琼崖银行”，发行了大量日本军用票、日本银行券、台湾银行券和南方开发券，数额近两亿元。与此前海口的其他银行数十万资产或每年发行的30来万元货币相比，日伪银行敛财可谓十分狠。
抗战胜利后，日伪银行发行的钞票变成了废纸，海南人民损失惨重。
随后，农民银行接收台湾银行海口支店，广东省银行接收琼崖银行，中国银行接收横滨正金银行。1947年，各行又将接收的日伪银行财产和日伪货币，全部移交中央银行接管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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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中央银行”
解放前，海口先后有两个中央银行分支机构。一个后来成了广东省银行，一个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央行。
1946年春，中央银行广州分行派员来海口设立分支机构。同年5月海口分行在海口中山路8号开业，属于三级分行。作为国家银行，其职能是管理中央金库、发行货币、负责金融票据换算、调剂头寸、召开银行同业会议等。
1950年，海口解放，原址成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山路办事处。
银元纸币走马灯换脸
民国时期，广东省银行发行的“王毅币”。海南日报记者苏建强摄
日军占领海南时发行的军用手票。陈耿摄
银元从1890年到1949年都在海南岛作为本位币流通。这期间，经历了军阀割据的民国时期，和国民政府的货币发行期。这可以称是海南，乃至中国货币上最混乱的时期。
1914年11月中国银行琼州分号成立后，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折价回收1905年广东官钱局发行的纸币“银元票”。这种一元、五元、十元的“银元票”流到海南后不断贬值。回收时，每百银元票只能换中国银行新银行券四十五元五角。
此时海南市场上还流通着银两、银元。银两有银锭、银元宝、碎银等，但使用起来要称重量，验成色，既麻烦，折算也很不方便。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国民政府宣布“废两改元”后，银两便终止使用，改用银元。
银元的前身则是清末所铸的“龙洋”，以及国外流入的西班牙、墨西哥银元(俗称“番银”、“洋银”，民国后流通的有孙中山头像的银元，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俗称“袁大头”)，还有“废两改元”后开铸的“帆光”(正面铸孙中山半身像，背面印有帆船图案的银元)，这些银元统称光洋。此外，广东铸造重量一钱四分四厘的“双毫”，每枚二毫，五枚合一元。
银元从1890年到1949年都在海南岛作为本位币流通。这期间，经历了军阀割据的民国时期，和国民政府的货币发行期。这可以称是海南，乃至中国货币上最混乱的时期。
海南建省之初，见证民国历史的海南资深金融人士程茂材，对解放前海南市场流通的货币曾做了系统梳理。
1912年—1927年，清王朝、北洋政府都在发币
今天还用着清王朝的制钱，明天换成“袁大头”，后天是大洋券……大约距今100年前，海南市面上的货币就是这样一幅混乱的场景。
清王朝的货币有制钱、铜元、银元、银两。北洋政府则在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元。辅币有中华民国开国纪念铜元，中华民国铜元。
除此之外，海南岛上使用着广东省的广东毫银、广东镍币、广东铜仙和中国银行的大洋兑换券纸币。
而海南地区还在发行当地流通的货币。《海南金融志》记载，中国银行琼州分号于1914年成立后发行“大洋券”，后因贬值太厉害，1917年陆续回收;邓本殷据琼时，于1924年以粤南实业银行为载体，私铸“毫洋”，因成色过低，在邓氏1926年被驱逐出岛后，被国民政府按五折收回;广东中央银行于1926年发行改由“海口”二字的“通用大洋券”，两年后又陆续收回。
此外，四川汉字银元，云南银币、镍毫币，四川汉字铜元，广西纸币等都有流入海南行使。
1928年—1949年，国民政府法定货币何其多
1928年，国民政府财政部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为国家法定“国币”，票面有一元、五元、十元。但“袁大头”和“帆光”等银元同时被市场认可，在市面上流通。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实行“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国家法定货币，简称“法币”。
此时已经禁止白银、银元在市场上流通，新铸了铜镍质的一分、二分、五分、十分、廿分的辅币。
但当时陈济棠统治广东，抵制南京政府的法币政策，特立独行地以广东的“大洋券”、“大洋辅币券”代为法币。一直到1937年7月陈济棠下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发行的“法币”才在广东各地使用。程茂材认为，当时海南岛的“法币”流通量约300万元，其中海口约占250万元。
国民政府财政部、中央银行于1931年发行的一种以海关金为单位，专供缴纳关税用的“海关金单位兑换券”，简称“关金券”。
由于法币急剧贬值，国民政府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4月，也让这种专用券投入市场流通。据资料记载，以1元“关金券”折算20元“法币”的比值发行。
该券直至1948年8月，发行了金元券后才停止流通。
海南本地发行的纸币也一度登上历史舞台。
除了1932年广东省银行海口支行发行印有“海口”地名的“大洋券”和“大洋辅币券”，1940年6月广东省银行琼崖办事处还发行“琼崖流通券”，称“王毅币”。
“王毅币”在游击区市场流通，抗日战争结束后，由广东省银行收回销毁。
1939年—1945年，日伪银行的货币发行和掠夺
1939年2月海口沦陷，日伪在海口先后设立了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和琼崖银行。这三家日伪银行分别发行货币。
横滨正金银行发行的“军用手票”和“日本银行券”，面额有一元、五元、十元，专供军队使用，1943年停止发行;该日伪银行还发行了“大日本帝国政府军票”，主币有一元、五元、十元，辅币有一钱、五钱、十钱、五十钱。
台湾银行发行“台湾银行券”，钞票面额有一元至一百元。琼崖银行发行“南方开发券”。此外，市场上还流通“大满州国”的铜镍辅币。
据史料统计，这些日本军用票、日本银行券、台湾银行券和南方开发券，数额近2亿元。
《海南金融志》记录，日伪政府在海南设立银行，发行的日伪钞票最终都成了不兑现的货币。1945年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后，这些货币都成了废纸。
曾在海南流通的外国货币
据考，海南古代市场上有流通越南、日本等邻国的货币。琼州辟为商埠后，外国货币更多流入。
民国至解放前，海南岛上的外国银元有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皇像银元、站人银元，安南(法属)银元，日本明治龙洋银元，海峡殖民地(英)银元，荷兰银元，瑞士银元，美国银元等。
铜元有香港铜仙、安南(法属)铜元、马来亚(英属)铜元、印度(英属)铜元、文莱铜元、泰国铜元、朝鲜铜元、澳大利亚铜元。这些铜元与清朝、民国的铜元在市场上混合流通。
而这一期间，流通在海南岛上的外国纸币有港币、叻币(新加坡)、暹币(泰国)、西贡纸(法属)、美元、英镑等。
抗战胜利后，海口、府城地区为了抵抗货币贬值，市场交易都以港币、美元来计价收付;文昌、琼东、乐会等地则用叻币交易。直到海南解放，外币才在市场上禁止流通。
通货膨胀的极端案例——
金元券、银元券，八亿元兑不到一块银元
1948年，小女孩拿厚厚的几摞钞票买东西。
从1914年至解放前，海南市场流通的货币跟随“城头变幻大王旗”而眼花缭乱。大部分货币都是发行不了几年就贬值得极其厉害，处理好一点的，被执政方折价收购，但也让海南人民损失惨重;处理不好的，币纸还不如手纸。
这里以货币不稳定的金元券和银元券为极端案例。
抗战末期，国民政府的“法币”已经逐渐贬值。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需要大量军费开支，不得不滥发钞票，造成法币恶性通货膨胀。1947年市场上流通的“法币”已经有万元面额的钞票。同年12月，又推出了250元至25万元的大额“关金券”。
如此大面额“关金券”本已荒唐，国民政府又规定“关金券”1元，折合“法币”20元。换句话说，25万元的“关金券”可以换“法币”500万元，以此延缓法币的贬值。
但市场上物价飞涨，法币完全失去了海南人民的信任，宁可用港币、叻币、美元、暹罗币、银元所取代。
1948年8月，国民政府再一次实行“币制改革”，宣布废除“法币”，由中央银行发行“金元券”。面额有1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六种。规定1元金元券折合“法币”300万元，以回收“法币”。
但军费支出浩大，国民政府印刷的1千元、5千元、1万元面额的金元券又继续出炉。金元券同样变成废纸，市场上依然把旧银元当作交易媒介。
以阎锡山为首的行政院，见市场已流行银元，就采取顺水推舟的方式，决定再次实行银元本位制，并于1949年7月2日由代总统李宗仁明令公布了《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规定银元券1元兑换银元1元，等于金元券5亿元，一块银元的价值，比8亿元金元券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