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案背后，是行政干预的影子
71岁的吴庭美曾经担任滁州市政法委书记，后来担任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当年在人大工作期间，他一直在关注此案的进展。
“这辈子，我其他本事没有，主持公道这样的事情，我还是能做的。”刚刚接触此案时，吴庭美曾这样向赵世金的家属表态。不过后来他发现，自己要在这个案子上主持公道“真的很难”。此后，他多次与当地公安、法院等部门的主要领导进行沟通，但是无功而返。
“一个错案的形成，不是哪一个人或者某个部门造成的，它牵涉到整个‘公检法’的办案过程。”据吴庭美回忆，最初他曾向滁州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询问，为何要抓赵世金？对方回答：“先是聚众赌博，后来又是涉黑。”
“听到涉黑二字，我就不好再多问了，只能说，那就依法办理吧。”吴庭美说，后来事实证明，赵世金与这两桩事情没有丝毫关联，“这些罪名，都是莫须有的”。
据了解，当年赵世金是被滁州市公安局“8·29”专案组从河北石家庄带走的。“当时他们开了两辆车来到石家庄，并且告诉我是打黑专案组的。”赵世金说。
该专案组的一份询问笔录显示，2007年2月13日，一位姓谈的女性向专案组报案，举报赵世金诈骗，该举报人正是赵世金经营的圣凯龙浴场的合伙人。
最让人不解的是，负责问询的办案人员在笔录的最后备注：“注：谈某某拒绝在笔录上签名。”
中国青年报记者还发现，滁州市公安局的“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中，立案时间同样为“2007年2月13日，“案件来源”为“侦查发现”，不过，究竟办案人员是如何发现赵世金“犯罪”行为的，表中并未说明。
“也就是说，举报人连字都不愿签，就凭着这样不明不白的举报，公安部门没有深入调查，当天就作出了立案的决定。”赵世金说，“一开始说我涉黑，后来又说我诈骗，从立案和抓人的程序上看，这也太草率了。”
“如果没有上级领导打招呼，相关部门应该不会这样办案的。”吴庭美认为，“对于这个部门的主要领导而言，这么做也等于在冒险，由此可见，上面的压力有多大”。
“就拿滁州市中院来说，这个案子，他们并非不重视，只是很无奈。”他说。
据了解，2008年4月，滁州市中院在定远县开庭期间，中院审判委员会的11名委员除1人值班外，全部到庭，吴庭美也受邀旁听。“这是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在他看来，滁州市中院之所这么做，“就是希望，用集体的力量抵抗住外来的压力，平掉这个案子”。
结果事与愿违。“当时了解到，审判委员一致认为这是个错案，可是判决下来的时候，还是发回重审，大家都很失望。”吴庭美坚信，“如果当年滁州市中院坚持独立审判的话，一定能够守着司法的最后一道防线”。
“尽管法院作出这样的判决，但是法官们还在坚守自己的良知。”赵世金透露，2011年，当时一位滁州市中院的领导还曾让带信给他，鼓励他继续申诉。
“中院能再审，并宣判我无罪，我还是真心感谢他们。”赵世金说。
对于赵世金案，滁州市中院拒绝了记者的采访。1月15日，该院研究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这个案件已经结束了，判决书上已经写得很详细了，能够公开的信息全都在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