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宗教狂热与偏执基因
美国以基督教立国。 17世纪初，一批怀有强烈宗教激情的欧洲清教徒，为逃避宗教迫害来到北美大陆。这些基督教新教信徒自认为是上帝选民，肩负着建立“山巅之城”、拯救世界的神圣使命。自此，基督教传统始终伴随美国发展进程。
如今，宗教因素深植美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美国有63%人口是基督徒，宗教“产业”每年对美国的经济贡献金额高达1.2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第15大经济体2021年GDP总量。
2018年皮尤民调显示，美国是“世界上最世俗的国家，但也是富裕国家中宗教性最强的”。美媒VOX评称，“绝大多数富裕国家宗教性不强，但55%美国人每天祷告，在统计学上是反常的。”
本质上，美国是非典型的世俗国家，形式上实施政教分离体制，但民族性格、思想观念、行为模式等仍深受宗教浸染。 这种精神层面和现实层面的巨大鸿沟也是美国价值理念扭曲、极端化的主要“病灶”。
首先，基督教的二元对立哲学观决定了美国“二极管”痴症。 自创教以来，基督教抱持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思维，主张“非我教类，其心必异”，不仅不断排挤各地的多神教，更长期迫害一神教中同根共祖的犹太教、伊斯兰教。
近年来，美国政客不断操纵煽动民众的“宗教激情”，将中、俄等国塑造为“撒旦”，发起西式民主的“十字军东征”，就是这种思维的明证。
其次，基督教中对“信士”与“异教徒”的区别对待是美国对外政策“双标”顽疾的病根。 新教“因信称义说”强调，只有信仰基督才是无罪之“义人”，不信基督便是戴罪之身，低人一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只适用于基督徒间，异教徒不配享有。
这正是美国在国际上赤裸裸双标行径的源头： 只有美西方国家的才是民主的，不姓资的国家一定是专制威权的；恐怖袭击只有发生在西方国家才是恐袭，发生在其他国家就叫“被压迫者的绝望反击”；骚乱发生在西方国家才是“叛乱”，发生在其他国家就叫“美丽的风景线”。
第三，对“救世论”的狂热造就了美国的“教师爷”心态。 美国前总统威尔逊曾宣称，美国旗帜不仅是美国自己的旗帜，也是全人类的旗帜，到一定时候，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将要转向美国来寻求那种奠定一切自由基础的道义力量”。在这种宗教狂热下，美国人认为自己有责任“拯救”那些在非美式民主制度中“沉沦”的普罗大众。
在世界经历了“三次民主化浪潮”、苏联解体等剧变后，山姆大叔更加志得意满、不可一世。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曾断言美式民主制度是“历史的终结”。美国抱持这种自我感动式的救世心态，将“天赋使命论”当作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推广“普世价值”的理论依据。
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使美国在制订和实施对外政策时，始终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枷锁，总是“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
然而，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美国霸权优势日益减少，优越感、使命感逐渐消退，焦虑感、失落感不断加剧，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为了歇斯底里维护霸权地位而做出的各种出格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