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执行难难于攀蜀道”。
执行难是困扰中国司法的历史性难题。70年来，人民法院努力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人民法院不断加强执行工作顶层设计，努力寻找破解执行难的“钥匙”。“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参与” ，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基本形成。
最高法院先后出台37件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整治“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将执行权运行关入“制度铁笼”。不得坐飞机、乘高铁、高消费，不得贷款、新办公司……最高法院联合发改委等60家单位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惩戒，11类150项措施让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法媒银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 “抖音老赖” “老赖广告电子屏” ……截至2019年8月，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509万例，467万人次迫于压力自动履行了义务。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率先尝试在抖音上发布执行悬赏公告
2019年3月12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基本形成中国特色执行制度、机制和模式”，“ ‘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
2019年6月，最高法院公布《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纲要（2019—2023）》， 宣布将 “切实解决执行难”。
解决“执行难”是人民法院冲破实现公平正义的体制机制性障碍的一个缩影。多年来，人民法院挺立时代潮头，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涉险滩、闯难关，做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想了很多年，讲了很多年，但没有做成的改革”。
1988年7月，第十四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发出了“以改革总揽全局”的动员令。
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结束了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下放26年的历史，成为“中国司法变迁的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符号”。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随着对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迈出了符合司法规律的重要一步——
2015年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落户深圳。如今已经完成总布局的六个巡回法庭，实现了审判机关重心下移、就地化解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的设立初衷，被群众形象地称作“家门口的最高人民法院”，成为司法改革的“试验田”“排头兵”。
2015年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挂牌成立
在上海、北京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度分离的司法管辖体制，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强大推动力。
一张张新面孔不断亮相：杭州、北京、广州的互联网法院先后挂牌，上海金融法院应运而生，最高人民法院的国际商事法庭、知识产权法庭陆续推出……
开展庭前会议、排除非法证据、法庭调查“三项规程”试点，深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强化控辩平等对抗，保障被告人和律师诉讼权利……法庭，作为最后一道防线上的重要关口，正在改革的“破”与“立”中，成为守护公正的铜墙铁壁。
以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和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四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司法体制改革，全国共遴选产生12万余名员额法官，实现85%以上法院人员向办案一线集中，新型办案机制有效形成，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成果丰硕，蔚为大观。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确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的18项改革任务已全部完成，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提出的65项改革举措全面推开，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基本搭建完成，司法改革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