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村”示警农村治安风险

　　45岁的肖晓狠狠地扇了媳妇一个耳光，媳妇捂着脸，蹲在地上不停地抽泣。

　　这个靠货车运输为生的中年男人原本在村里属于“有头有脸”的人，现今却要为偿还媳妇欠下的10万元赌债，而卖掉自己心爱的货车。

　　肖晓家住海南省西部某村。除了贫困，这个村不少村民还有不良嗜好，比如好赌成瘾、嗜毒成性。一旦赌输或是毒瘾发作，往往借高利贷，一些村民债台高筑时便铤而走险，甚至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这是当前我国少数农村的真实写照。《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梳理相关报道发现，近年来，因为贫困、赌博等多重因素叠加，一些村民“合伙”犯罪，少数乡村出现“整村犯罪”的“问题村”现象，比如出现“涉毒村”、“诈骗村”、“造假村”等，并呈现作案手法专业化、科技化、暴力化等特征，犯罪嫌疑人以青少年居多，甚至有部分村干部也参与其中。

　　受访的基层民警及专家表示，“问题村”的出现，警示少数农村正步入“风险社会”，农村安全治理正面临诸多挑战。

　　以“犯罪问题”出名的乡村

　　肖晓没有想到媳妇会嗜赌成瘾，更没有想到，原本在电视画面里才能看到的场景却真实地发生在自己村庄：村里的赌博“窝点”已经成为“一条龙”服务，有人负责放风，有人负责设卡，有人现场负责发放高利贷……

　　这让他不禁打了个寒战。前不久，他通过电视了解到，因欠下巨额赌债，云南石笋村40多人涉嫌故意杀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而类似这样以某种“犯罪问题”出名的乡村近年来并非孤例。

　　今年6月13日凌晨，广东湛江市警方调集600多名警力，对湛江开发区东简街道庵里村涉毒问题进行集中整治。警方介绍，庵里村在东简街道是一个有着4000多人口的大村，无业游民多，在册吸毒人员有103人，各类负案在逃人员有20多人。2014年至2016年，警方多次到庵里村查处赌博案件和吸毒人员时，都遭到村民的阻拦和妨碍。

　　作为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重点整治地区之一，海南儋州市电信诈骗活动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2015年9月8日，儋州市出动近300名警力对南丰镇南茶村展开围捕行动，抓获涉嫌电信诈骗违法犯罪嫌疑人30名。

　　去年有媒体披露，在河北石家庄东部，一个叫耿庄的村庄，有40余年的“日化生产史”，有五六百家造假的私人作坊和工厂。据统计，单是耿庄的假洗衣液年产量就能达到1800万箱，每年利润接近1亿元。这个地少人多、以自家作坊为组织形态的村庄，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日化用品造假产业链。

　　基层民警和专家学者表示，农村犯罪类型日趋多样，犯罪手段不断升级并呈现一些新特点。

　　一是作案手法日趋专业化、职业化。对儋州市南茶村，当地办案民警表示，该村主要是家庭式团伙作案，分工明确，其他一些不相识者则靠电话单线联系。儋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队长谢维军介绍说，在这个村，“车不停在自家门口；村子里有老太太放哨，一见到陌生车辆，一群人立马拔电源、拔硬盘，有时笔记本干脆销毁。与此同时，诈骗每个环节的人互不认识，在网上联络，一旦干成一笔‘大买卖’，这个‘组织’会立刻解散，设备销毁，互相不再联系。”

　　二是科技化趋势明显，暴力化倾向加剧。儋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侦查二大队洪奇俊介绍，以往农村犯罪嫌疑人知识文化偏低，如今犯罪嫌疑人“不断升级”，利用互联网等高科技进行诈骗。例如，“电诈”分子先通过互联网渠道非法获取公民信息（如航空乘客信息、高档娱乐节目抽奖参与者等），后通过互联网寻找电信运营商或银行，支付一定酬金，将虚假的机票订、退、改签信息发送给乘客。抓住航空乘客焦急的心理，冒充航空公司工作人员诓骗网民。

　　在号称“冰毒第一村”的广东博社村，警方曾两次大规模进入该村，被村里两三百辆摩托车团团围住，村里的路上还会放下钉板，楼上砸下石头。村民手里有仿制枪支，甚至还有土制手雷、弓弩等杀伤性武器。

　　三是青少年犯罪、家族犯罪居多，部分村干部沦陷。据公开资料显示，在云南“盲井式杀人”案中，犯罪嫌疑人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年龄大多在30岁上下，常年游手好闲、嗜赌成性，身上常年背着债务，却又习惯于不劳而获。在石笋村，一个家族内多名成员涉案的情况并不鲜见，例如该村木林社一杨氏家族就有8人涉案。

　　此外，部分村干部也参与犯罪。“涉毒村”博社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蔡汉武就是“整村犯罪”的一把“保护伞”，其涉嫌参与贩毒、行贿等犯罪行为。落网时，警方从他家搜出了350公斤成品冰毒。

　　农村治安防控力量不足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陈波认为，中国农村人员结构发生了巨变，居民价值观念也在过去20年中发生了重大转变。伴随着农村巨变，传统规范与制约失效，而新的制度没能同步建立，一些人迷恋对物的占有，对金钱的崇拜，少数农民人格、精神和道德衰退。一些破获的案件也显示了这样的共性：村民犯罪的唯一目的是金钱和利益。

　　受访的一些专家学者表示，“问题村”的出现暴露出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管理的困境：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社会格局变化，农村基层治安防控力量滞后，防控技术手段落后单一，无法应对作案手法的日趋专业化、职业化、跨地域等变化。

　　以电信诈骗为例，儋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周有武表示，近年来，电信诈骗团伙作案窝点已从乡镇、村庄转移到山岭上，作案手法越来越科技化、隐蔽化，给公安机关侦办带来一定难度。

　　一些基层公安民警表示，当前维持基本公共安全的自我服务力量不足，也导致“整村犯罪”现象未能被消灭在“苗头”阶段。本刊记者在海南、四川等基层调研也发现，部分偏远乡村地区甚至出现了“治安管理真空”，常年没有治安力量驻守巡防。记者在海南昌江王下乡了解到，该乡下辖４个村委会、13个自然村常住3200名黎族同胞，辖区派出所只有4名民警，相当于1人负责1个村委会，警力明显不足。

　　“整村犯罪”也暴露出部分地方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对于潜在风险点长期不闻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最终酿成恶性事件。四川射洪县金家镇镇长吴冬说，一些地方农村基层组织软弱，基层干部工作责任心不强，加之村干部待遇较低，工作缺乏激情，对本村的矛盾纠纷、热点问题、重大事件不了解不掌握，对分内工作不管不问，留下安全隐患与风险点。

　　亟待建立长效安防体系

　　基层干群和公安民警认为，多数“问题村”“犯罪村”地理位置偏远，经济落后。伴随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村本身正发展成为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日益频发的“整村犯罪”现象警示，我国部分农村步入“风险社会”，农村安全治理面临诸多挑战，亟须建立长久有效的治安防范体系。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副院长魏永忠建议，首先需要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在大数据背景下进一步推动警务信息化建设，加快推进实现全国公安机关的“一网化格局”。此外，社会治安防控的信息收集不能仅仅依靠公安部门自身，也需要形成社会合力，扩大信息来源。

　　另外，迫切需要加快实施农村警务战略。一是完善群众“群防群治”安防系统，加强县、乡、村、组四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体系建设，加强对吸毒、刑满释放人员等重点人群的关注，控制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同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推动“群防群治”落地。如今年初，四川成都青羊区出台有关规定，设立专门的社会治安群防群治信息线索奖励项目，拿出百万专项资金奖励群众，最高奖励标准分为四级，一级信息线索原则上不低于5000元，奖励发放可以以现金、银行转账，也可以用电话充值、微信红包、流量赠送等方式实施。规定出台仅一月内，相关部门就收到群众举报线索并循线抓住了三名邪教分子。

　　还应进一步创新警务模式，在警力不足的现实情况下，可通过建立区域性快速反应警务中心，由公安牵头整合区域内基层派出所、联防队、治安积极分子、民兵、基层干部的力量，联动防控违法犯罪行为。

　　此外，应创新普法宣传，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老人安全防范意识教育，有关部门应组织专门培训，提升他们应对危险的能力。儋州市司法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针对儋州部分农村电信诈骗猖獗情况，司法部门目前根据真实案例改编微电影进行司法教育取得良好效果。同时对未成年人，设立专门的教育基地，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从源头上扼杀犯罪“毒瘤”。

　　海南昌江县王下乡副乡长卢以斌建议，农村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农村，文化生活十分单调，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娱乐活动。此外，还需培育、规范农村文化消费市场，防止“黄赌毒”侵蚀，创新模式，让优质图书、光碟等文化产品进入农村，为农民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记者 李金红 陈弘毅 董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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