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
没能抓住“养老”机会
家乡没有亲人愿意接纳，回到四川的陆旭轩又一次进了救助站。
幸运的是，在救助站，他获得了学电脑的机会。一年后，他掌握了一些电脑基本技术。
本以为可以凭此找到一份工作。然而，没人需要一个半路出家的电脑进修学员。
救助站为陆旭轩找了份工作，专门为流浪者开设的福利工厂。每个月能拿两千块工资，缴纳四种社会保险，“这工作太好了”，当时十几岁的他甚至想到了“退休以后就能拿养老金了。”
可惜陆旭轩最终没能抓住这个好机会。每天八小时的工作，他需要蹲坐在院子里，在一车矿渣中找出镁、锌、铜等金属渣。有人负责巡视，一堆矿渣中必须完全淘干净，矿渣放入一碗水里，看不见金属渣，才能算工作量。
身体残疾的陆旭轩，完成任务太困难。
厂里只提供了灶台，工人需要自己做饭，陆旭轩手脚不利索，别人做完饭开工了，他的灶台刚生起火。为省时间，他买来一瓶酱油，酱油焖米饭，他吃了整整一个月。
一个月后，陆旭轩不甘心地离开了工厂。“我现在也觉得遗憾，那是一份我可以自食其力的工作了。”他把自食其力看得很重要。
怀揣20块钱，他登上了回北京的火车。“还是北京吧，大城市，养活自己容易些，垃圾也能比其他城市捡得多”。
面对要求补票的乘务员，陆旭轩憋了很久才敢说话，“我得拿出京腔来，得让他们相信我是北京人，我要回家”。
没有地方落脚，不愿乞讨，不愿去捡剩饭，陆旭轩在北京陷入了绝望。
最饿的时候，两三天没找到饭吃。经过一个派出所时，陆旭轩冲了进去，“我饿死了”，派出所的民警为他凑了五十块钱。
他找了家面馆，先点了碗面汤，“饿太久的人不能一下子猛吃，要先喝点汤把胃撑开”，这是饥饿赋予他的经验。
对于那顿饭的回忆，陆旭轩说，“可能只有解放前才有那种吃相”。
于景群还未体会到这种绝望。在朝青汇的长椅上，他成了附近的“孩子王”，在两公里的街道上闲逛，于景群自封了称号，“独行侠”。
他不想再和那个“叫家的地方”有任何联系。父亲回忆，于景群出走后，他找了一段时间没找到，最后警察打了电话过来，于景群在外砸坏了一辆汽车。在外面游荡两个月里，于景群每次闹出麻烦都会被送回家，然后再逃出来。
流浪久了，于景群和陆旭轩都会感受到暗伏的危机。
江湖
流浪孩子的生存法则
在北京西站的地下广场，陆旭轩从广告公司那里找到了生计，兜售北京地图，一块钱一张，每天能赚十几块钱。基本的饭钱是够了。
在这里，他目睹了无数流浪儿童所组成的地下江湖，“父母不在家就跑出来，被拐出来的，还有出来找父母迷路回不去了的，都有”。
这里充斥着偷盗和欺骗。
他遇到过一个偷窃团伙，成员有来自重庆的张微。张微白天在网吧睡觉，晚上出去偷东西。他向陆旭轩炫耀自己的技术，“一个四方形铁锁，用手拉两下就开，遇到卷帘门，再撬开，先卷收银台，然后卷香烟”。
陆旭轩问，“你们一个月能赚多少?”
“我们不是论月算，论月哪还能干啊，我们是按秒的，几秒钟就是几千块。”张微说。
一些留守儿童来到城里，刚出车站，就被一些团伙吸收走，“王府井附近发传单的小孩，大部分都是农村跑出来的留守儿童，被他们弄去发黑一日游的传单，骗游客。”
他也曾被迫发过黑一日游的传单，有人感兴趣询问他时，他会低声告诉他们，“这个不能信”。
陆旭轩理解那些被迫入伙的孩子：很多时候，他们是被饥饿和敌意逼迫得走投无路。
饥饿尚可忍受，敌意，却造成了他们与周边的分裂。
这种敌意往往是相互的。睡在北京西站地下广场，一天夜里，陆旭轩惊醒，他猛地坐起，正好看到路人看他的眼神，“我这辈子都不会忘那些眼神，他们的表情能让你从心底里感到，周围全都是一种杀伤力”。
偶尔，陆旭轩觉得，幸亏自己年龄大些，相对明白点儿事理，才没有沦落。
在陆旭轩看来，活跃在北京的流浪儿童数目惊人，“流浪儿童几乎都是留守儿童。”
这和余丹的研究结果相吻合。2008年，贵州大学研究生余丹对贵阳的流浪儿童做过研究，发现46%的流浪儿童是留守儿童或流动人口子女。
他们的身份不断变化。从留守儿童变成流浪儿童，再分化成被操纵乞讨儿童、问题儿童和犯罪儿童。
2006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流浪儿童问题研究”课题组推算，全国流浪儿童大约有100万，被迫逐渐融入城市阴暗面，有46%的流浪儿童曾被教唆犯罪。其中80%有盗窃、抢夺等违法行为，45%的儿童常年以违法行为为生，74.4%的儿童在流浪两个月后就会出现违法行为。
相互的敌意也会在于景群身上体现：白天，他会站在路边，在草丛掩护下向路过的汽车丢石头;晚上在小区里翻白眼扮成鬼吓唬刚下班的小区居民，“我就是觉得很爽啊，别人都很怕我。”
2012年12月31日，在华堂商城门口，因为“一个老头朝我看，我看他也不爽，就骂了他几句。”这次于景群没跑掉，被一群路人揪住：他们怀疑于景群偷了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