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那您想让看信的人，知道什么呢？
钱立：我想让别人知道，我们城管其实……在执法部门当中，也是一个弱势群体。
用“弱势群体”形容自己，这多少让人有些意外。根据1996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或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此后通常意义上的“城管”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就此诞生。然而多年过去，在所有执法领域里，最复杂、最容易受到攻击也最考验执法者综合素质的“街头执法”也就是城管，却连明确的执法依据都并不具备：
钱立：城管整个建制不太规范，不太全，没有一个从国家层面到地方一个统一的顶层设计。现在基本上就是每个地方按照实际的需要，各自为政。也没有一部专门属于城管的法律，来指导我们的日常工作。
记者：如果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指导，它可能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
钱立：就会导致各地的执法过程中，出现混乱。
记者：是不是没有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钱立：是的，就是我们的执法依据并不具有说服力。
根据中国青年报的调查，86.9%的受访者遇到过城管与商贩发生冲突的状况。在一些城市的市民满意度调查中，城管远低于公安和交警。
“小贩朋友们，我们已经厌倦了整天追追赶赶，相信你们也不再想继续成天提心吊胆，躲躲藏藏，走街串巷的叫卖生活其实也辛苦而不稳定，不如让我们一起好好想一想，规划一下今后的生活。”
不知是不是巧合，记者去年曾做过一篇报道《戴“谷歌眼镜”的城管》，采访对象“80后”的蒋佚凡也来自常州天宁区城管执法大队，是钱立的同事。钱立告诉记者，如今小蒋已经不再用“谷歌眼镜”了，眼镜被执法大队作为“文物”收藏了起来。
而不管是一个眼镜，还是一封信，之所以能瞬间被社会“放大”，背后其实是全社会对于“暴力执法”的挣扎和求解。从成都出动“美女城管”，到杭州设立“城管和事老”，再到小蒋的“科技改变执法”和钱立的“请你听我说”，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索从“执法型城管”到“服务型城管”的道路：
钱立：服务型城管就是比如我们看到有一些店外占道经营的、无照流动经营的，我们会先上门发放告知书，然后提示写清楚了，上述行为违反了哪些规定，劝说他们自行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