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出泡沫
要真正探究中央政府重拳整治高尔夫行业的意图，还得从高尔夫在中国的30年“妖魔化”之路说起。
“必须承认，在高尔夫发展的这30年里，确实也经历了无序发展的阶段。”崔志强说。
崔志强，原中高协秘书长，经历过中国高尔夫从引进到飞速发展再到如今的困局，在提到与中国高尔夫有关的政策时，他将其分成了三个时期：开放、限制和关闭。
高尔夫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配套产物——为了吸引外商。那时的高尔夫，就像当时建造的五星级酒店、国际机场一样，其实就不是给大众准备的。渐渐地，高端、奢华、上流社会等词汇就成了高尔夫的标签。
而随着一些高级官员开始打高尔夫，1995年前后，社会上开始出现了另一种声音，认为，高尔夫球场已演变成政府官员和商人之间权钱交易的浑浊场所。
在崔志强看来，这段时间国家政策方面已经开始限制高尔夫的发展了。
其实，自1993年开始，国家就隔三岔五出台各种相关的政策法规，限制高尔夫球场的建设，且力度在逐年加大。
至于“关闭”，则源于2004年出台的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政策。
十年之后，2014年国家对高尔夫球场的整顿被崔志强认为是为高尔夫行业挤出泡沫的一个大动作。
尽管这次整治被媒体冠以反腐的名义，但在崔志强看来，这次整顿也是本届政府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的一个措施之一。
有业内人士指出，本轮高尔夫球场整饬工作由中央最高层力推，这也意味着中国高尔夫球场将迎来命运的节点，地方违建与国家政策长达10年之久的博弈也许宣告结束。
从1993年颁布第一道禁令，至今已先后有11道禁令出台，但我国的高尔夫球场依然野蛮生长。
“虽然规格越来越高，但中央的禁令方向还不是很清晰。”中国政法大学高尔夫规则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守仁说，“没有一项制度来明确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的界限。”
因此，尽管禁令的规格越来越高，但崔志强认为国家的公信力还是受到了空前的挑战。
“国家没有明确的规定，再加上高尔夫行业属于多部门管理，国家旅游局，体育局，国土资源部、发改委等等，政出多门，往往到执行时就打了折扣。”刘守仁说。
而在崔志强看来，2014年对高尔夫的整治无论是对行业本身还是对产业、服务和投资来看，都是一次利好的信号。“这其实也是对新建球场的保护措施。”
直至目前，在2004年高尔夫球场的大限到来之后，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官方统计数据来说明现在高尔夫球场的现状。
刘守仁告诉法治周末记者，除了曾经在国土资源部登记在案的10家高尔夫球场之外，从严格意义上说，其余的都不属于国家所规定的合规的球场。
这意味着，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到这些球场身上。
而这并非危言耸听，在刚刚过去的半年，高尔夫球场的关闭潮在北京、广东、山东等地轮番上演，一场清理整顿高尔夫球场的大幕，在全国迅速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