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一座煤矿。 新华社记者王广壮摄
煤改隐患
聂春玉在吕梁主政期间，山西省进行了两次煤改，吕梁出现一批身价数十亿的煤老板，煤业巨头开始影响官场
聂春玉在吕梁主政期间，山西省进行了两次煤改：第一次是2005年的产权改革，第二次是2007年的资源整合。
公开资料显示，聂春玉积极推动两次煤改，多次在讲话中提到：通过资源整合和产权重组等形式，扶持有一定基础的企业，真正成为具有规模优势、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行业领军企业。
产权改革是将村办、乡镇煤矿等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以遏制原有的煤矿多、小、散、乱、差的格局，达到减少资源浪费、降低矿难发生率的目的。
吕梁一位煤老板称，以他持有股权的村办煤矿为例，在产权改革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了官商利益输送、煤矿主私刻公章等诸多问题。
山西省煤炭工业局一份内部调研资料显示，此次矿权改革存在部分地区煤炭开发秩序混乱等问题，有些地方甚至将大型煤炭企业后备区资源拍卖，出让采矿权。
上述学者称，吕梁煤老板的第一桶金大多由此攫取。
2007年，山西省政府出台文件，鼓励国有煤炭集团重组、合并，以提高全省煤炭产业集中度，对私人的小煤矿，则鼓励采取国有煤企托管、兼并等方式。
吕梁多位煤老板介绍，在此次资源整合中，政府起到了主持的作用。“哪家企业可以整合小的煤矿，均由政府决定。煤老板与政府的关系便至关重要。”
一篇有关柳林县的宣传稿中提到，山西煤矿产权改革发端于吕梁柳林县，标志性事件为：2002年，邢利斌8000万收购兴无煤矿。
兴无煤矿是柳林县最大的国营煤矿，储煤量巨。若按可开采储量计算，邢利斌每吨煤炭付出的价格仅为0.57元。
柳林此举引来各种争议和反对，2003年，山西有关部门还针对柳林的做法专门发文，强调“国有煤炭企业不允许进行股权转让和托管”。
上述宣传稿中提到，时任吕梁市长的聂春玉认可了他们的做法。
资源整合后，吕梁出现了多个煤炭资源“寡头”。这些身价数十亿的煤、矿老板在官场的影响力十分巨大。多位吕梁官员介绍，这些煤业大亨本人或者亲属在市政协和政府部门任职，家族横跨政、商两界，影响力大过一个县委书记。
山西官场流传这样一句话：在晋南为官和人斗，在吕梁为官和钱斗。
一位与吕梁柳林县委某主要领导交好的人士介绍，柳林县委县政府对面有一座新修的高塔，正对政府大楼，他曾问过该主要领导修塔的原因。
“这是邢利斌建的塔，我敢怎么样？”这位县委主要领导回答。
与此同时，吕梁政商“互动”风气愈演愈烈。“官员与煤老板走得过近，这也为如此多的官员和商人被调查埋下伏笔。”前述煤老板说。
前述熟识山西省委多位官员的知情人士介绍，聂春玉被查，主要涉及收受煤矿老板贿赂等经济问题。或被邢利斌案牵出；此外，聂春玉主政吕梁时期，吕梁买官卖官风气正盛，他要负一定领导责任。
官商相互支持
聂春玉主政时期，吕梁政商互动频繁：老板资助官员买官，官员帮助老板平事，并形成关系网，影响干部升迁
伴随煤炭市场黄金十年的到来，吕梁迅速产生了大批以煤老板为代表的富商。
被带走调查的吕梁四位煤、矿老板中的三位均是白手起家的“典范”。邢利斌由承包小煤矿起家；贾廷亮原是一个赶驴车的农民；袁玉珠出身柳沟农场技术员。
而2005年，袁玉珠跻身胡润中国能源富豪榜21位；2006年，贾廷亮被该榜列为山西首富；2008年邢利斌以40亿元的个人财富，成为该榜第9名。
2007年，“一吨煤的成本不到100元，质量好的煤一吨可卖一千多元，一个年产30万吨的小煤矿，每天可以进账100万元。”吕梁一位煤老板称。
有吕梁官员曾在2013年接受采访时称，吕梁地区，煤老板手中的资金达400亿元之多。
上述山西学者说，“一夜暴富”的煤炭经济扭曲了吕梁的政商环境。
综合上述学者、吕梁官员及煤老板的说法，很多吕梁煤老板的思维逻辑是：事儿办不了是因为钱不够。“这种环境的诱惑太多了，有些干部无法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