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案“不可以原谅”
新京报：你们审查张高平案的材料的时候，发现了什么疑点？
张飚：其中有三个疑点，首先就是袁连芳。其次，警方在死者的指甲内检出了一名陌生男性的DNA，却并不是张高平叔侄的。最后是张高平的供述，他说女孩到杭州下的车，之后他们的车就上了高速路；此间进出收费站，时间很短，而作案需要时间。张高平曾提出可以调进出收费站的票据，但公安机关并未调取。
新京报：你有没有考虑，这些疑点为什么你们能发现，而当时办案人员没有发现？
张飚：这个不好说。我们也不能事后诸葛亮。当时办案人员怎么看，我们也不好评价。
新京报：你认为这个案子成为错案，哪儿出了问题？
张飚：首先是直接证据欠缺。通过看卷，我们发现能直接证明他们杀人的证据特别少，大量的是间接证据。证据链不太完整，有欠缺。第二个是DNA问题。这个问题在判决书上以及我们获取的材料上都能反映出来。
不过我们毕竟和案发地有距离，说三道四不太合适。他们自己评价比较合适。
新京报：案子现在才有结果，是不是等待时间有点长？
张飚：是有点长了。不过根据我们国家的体制，这个时间还算可以接受。很多冤假错案，都是经历了很多年。当然我们也希望尽可能快一点。
新京报：你认为办错案件可以原谅吗？
张飚：我觉得不可以原谅。因为错案造成的伤害，不仅是对本人，还对家庭、社会造成伤害。对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也产生负面影响。这个伤害是很大的。
如果有关部门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做错了，首先要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如果是非常严重的，确实违反法律规定的，还是要严肃处理，用反面教材，来教育后人。
“分析证据，不能被社会压力左右”
浙江冤案“幕后”检察官魏刚分析，当年案子办理过程走向很“偏执”
“我们站的角度不一样”
新京报：你们以前经历过这样的案子吗？
魏刚：有过，但不多。像张高平这样的案子，是很罕见的。
新京报：推动案件平反的过程，有什么困难？
魏刚：限于精力、财力，以及级别和地域管辖，我们能做的就是帮助张高平沟通。如果不是跨地域，可能会更容易一点。
新京报：当时有多大的把握？
魏刚：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意见会不会被重视，会不会是我们一厢情愿，因为我们掌握的材料不够。但是我们感觉，如果真是一个冤案，我们这么努力，他们肯定会重视。
新京报：在你看来，案件有很多疑点你们能看出，为什么判案的时候看不出来？
魏刚：我们之所以能看出来，是因为和他们站的角度不一样。因为案件和我们毫无关系，我们在研究证据的时候，能发现证据在逻辑上和内涵上存在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