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摧枯拉朽，敌军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你看这气势，是不是有《过秦论》中描述秦王震四海、制六合的味道？
再看他在1949年第一届政协会议上的致词：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是一个胜利者的口吻，时代巨人的口吻。解放后美国搞核讹诈，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古今哪一个文章家有这样的气势！
为文要有丹田之气，不可装腔作势。古人论文，讲气贯长虹、力透纸背。唐朝韩愈搞古文运动，就是要恢复汉朝文章的质朴之气。他每为文前要先读一些司马迁的文章，为的是借一口气。以后，人们又推崇韩文，再后又推崇苏东坡文，认为韩文苏文都有雄浑、汪洋之势。苏东坡说：“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他们的文章为什么有气势？是因为有思想，有个性化的思想。毛泽东的文章也有思想，而且是时代的思想，是一个先进的政党、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的思想。他也论文，但不以泉比，而是以黄河比：“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到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行文亦然。”他在《讲堂录》中说：“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无论才学，他都是立志要超过古人的，也的确超过了古人。如果说苏文如泉之涌，他的文章就是如海之波涛了。
说理与用典
毛文的第二个特点是知识渊博、用典丰富。
我国传统的治学方法重在继承，小孩子从入私塾那一天起就背书，先背一车经典，宝贝入库，以后用时再一件一件拿出来。毛泽东青少年时正当五四前后、新旧之交，是受过这种训练的。他自述其学问，从孔夫子、梁启超到拿破仑，什么都读。作为党的领袖，他的使命是从外国借来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旧中国。要让广大民众和党员干部懂得自己的思想，就需要用中国人熟悉的旧知识和人民的新实践去注解，这就是他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一种真本事、大本事，需要革命理论、传统知识和革命实践三样皆通，缺一不可。特别需要对中国的典籍烂熟于心，还能结合当前实际翻新改造。在毛泽东的书中，几乎随处可见他恰到好处的用典。这有三种情况。
一是从典籍中找根据，证目前之理，比如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
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是在一个战士追悼会上的讲话，作为领袖，除表示哀悼之外，还要阐明当时为民族大业牺牲的意义。他一下子拉回两千年前，解释我们这个民族怎样看待生死。你看，司马公有言，自古如此，一下子增加了文章的厚重感。司马迁的这句话也因他的引用有了新的含义，更广为流传。
忠、孝、仁、义，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毛泽东对它们给予新的解释：
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仁义。（《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
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弘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
二是到经典中找方法，以之来作比喻阐述一种道理。毛泽东的文章大部分是论说文，是写给中国的老百姓或党的中基层干部看的。所以，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以典证理，成了他常用的方法。这个典不一定客观存在，但它的故事家喻户晓，蕴含的道理颠扑不破。如七大闭幕词这样重要的文章，不但简短得只有千余字，而且讲了一个《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真是一典扛千斤。他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这样来阐述战争中的战略战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作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作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1938年4月在抗大的一次讲话中，他还从唐僧的坚定、八戒的吃苦、孙悟空的灵活概括出八路军、新四军的“三大作风”。这样重要的命题，这样大的方针，他都能从典故中顺手拈来，从容化出。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进了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三是为了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随手拿来一典，妙趣横生。在《别了，司徒雷登》中，他这样来写美国对华政策的破产：“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弔’，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这里用了中国古典散文名篇《陈情表》里的句子。司徒雷登那个孤立、无奈、可怜的样子，永远定格在中国人的记忆中。
毛泽东的用典是出于行文之必需，绝不卖弄，不故作高深地吊书袋。他是认真研究并消化了经典的，甚至认真到了考据癖的程度。如1958年刘少奇同志谈到贺知章的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此来说明唐人在外为官不带家眷。他为此翻了《旧唐书》、《全唐诗话》，然后给刘写信说：
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这里引出一个问题：领袖应当首先是一个读书人，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一个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博学的杂家，只是一方面的专家不行；只读自然科学不行，要读社会科学，读历史，读哲学。因为领导一个集团、一场斗争、一个时代，靠的是战略思维、历史案例、斗争魄力和人格魅力。这些只有到历史典籍中去找，在数理化中和单一学科中是找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