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adir组织主席巴罗索自己就是一名受害者
“我明明怀了一个男孩，却被人换成一个死亡女婴，”桑切斯·辛塔多说，“这个故事实在荒唐，就好像医生对我说，我断了肘，却在我的手腕上动手术。”
和其他父母一样，塞斯·纳兰霍现在非常后悔当初接受了医生建议，说不去见孩子尸体对他和妻子都有好处。于是，他只是去塞维利亚的圣费尔南多公墓参加了孩子的葬礼。
今年７月初，他重返公墓，墓地工作人员对他说，遗体已在１０年前被迁走，具体地点不详。
在调查中，一些悲伤的父母说，他们之所以允许医院处理婴儿埋葬事宜，是因为他们的保险单不涵盖这项费用。另一些人称，尽管他们心存疑虑，却因无知而不敢向医务人员提出质疑。
在佛朗哥统治时期及之后一段时间里，“你不敢质疑官员对你说的话，”前土豆加工厂工人玛利亚·鲁伊萨·普罗·罗德里格斯说。她的孩子１９７６年在马拉加一家医院遭拐卖。“很幸运，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可以对所见所闻发出质疑的社会，”她说，“我现在吸取了这个苦涩的教训，我已做好准备，尽一切所能，找到事实真相。”·唐昀·（新华社供本报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