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翠玉白菜
被誉为台北故宫镇馆之宝的“翠玉白菜”原陈列于清末光绪瑾妃所住的北京永和宫，是清代匠人巧妙地运用一块一半灰白、一半翠绿的灰玉雕成，把绿色的部位雕成菜叶，白色的雕成菜帮，上面还攀爬两只红色的“蝈蝈儿”。在当时，白菜象征家世清白，“蝈蝈儿”则有子孙绵延之意，是件别有含意的嫁妆。
据传，瑾妃和珍妃是姐妹俩，她们同时被选为光绪皇帝的妃子，其父为姐妹俩各准备了丰厚的嫁妆，瑾妃爱财就给她许多金银财宝，妹妹珍妃不爱财，陪嫁的箱子里面全是书，其父就把这件翠玉白菜作为补偿给了珍妃。
当瑾妃发现嫁妆中没有“翠玉白菜”就大吵大闹起来，看到姐姐吵闹，本来就不爱财的珍妃于是乎就把这件宝贝给了姐姐。珍妃如此知书达理，难怪深得光绪的宠爱。
猪肉形石
玉器 高5.73公分 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块肉形石酷似腊肉，表面毛孔星布，皮下肥瘦相间，非常逼真；不禁让人怀疑，这块猪肉形石到底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为故宫所藏“巧作玉器”中，最受瞩目的作品之一。
一般认为，这块肉形石可能经过艺术家添加颜色后，使它更像一块红烧猪肉。自然界的岩石间，常有一些裂隙，饱含二氧化硅的水流动其间，在适当的温度和压力下，逐渐在洞壁里沈积固体的玉髓。经过漫长的岁月，一层层的堆积，每段时间的水中杂质不同，所以每层的颜色也不同，而这不透明的玉髓便叫“碧石”。
这块肉形石，就是有一层一层不同颜色的碧石。
（西周晚期）毛公鼎
毛公鼎为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器物。清道光末年于陕西岐山出土的青铜重器。铭文长达四百九十七字，是现有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
商代早期／兽面纹觚
近年来铜礼器的时代，已被考古学者向上推前至夏代晚期，约当公元前十七世纪前后，也就是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以来，历年在黄河中游地区所出“二里头文化”形拙、纹简、器薄、工粗的铜器。商代早期的铜器，则以河南郑州二里头岗出土的铜器属“二里岗期”者为代表。
觚属礼器中的酒器，盛酒用。本器正是“二里岗期”粗腰觚的型态。
本觚的腹部，饰有带状而前后相同的兽形纹，其形中央作兽面，躯干左右平张，如一头双身状，上下作二分法，其上是背脊及上卷尾，其下是腹部与足，整体平雕式图案化的简单形动物纹饰，可能是牛的变形。在三五○○年前的艺术家，能将动物的形态，经过写实的描绘，再予变形简化成图案纹饰，其创作求美的心路历程，诚非一蹴可几。
殷墟中期／蟠龙纹盘
圆腹圈足，足下有外凸圈足座。盘面饰龙纹蟠绕于中心，蟠龙外围有鱼纹、夔龙纹及鸟纹围绕。盘外面上层饰夔纹，上有如棱脊的平面纹饰；圈足上饰俯首夔纹，下有如棱脊的平面纹饰。纹饰在盘面的布局与母题基本上与妇好盘(M5:777)近。盘外有一小环及二小环，各对准盘面大龙首的上下鼻梁，共形成一中轴线。与之相交的另一中轴线，左右上下有兽首。
考古资料显示，商代墓葬出土有水器盘者并不普遍，在殷墟中期时它似局限在稍大型且铜容器较多的墓葬。
殷墟晚期至西周早期／亚丑方簋
在青铜礼器中，簋是用来盛食黍稷的容器。一般的簋形器为圆腹、圈足，而本器为罕见的方形。
器表的花纹，由上而下：口沿为窄身夔纹，腹饰兽面纹，高圈足上饰宽身夔纹，皆以雷纹衬底。器两侧有环耳，以兽吞食鸟身造形。
兽含鸟环耳的装饰意义至今不明。此对具立体感的环耳与伸出口沿界外的棱脊互相呼应，这种塑形的外张性是商末周初青铜器装饰风格上的一项特征。
铭文铸在腹内底面，亚字形框内似有戴冠者舀酒，盖表示掌酒供祭祀之职司，亚形或为一种特殊身份的标记。今暂隶定为亚丑，或为一氏族徽识。
宋／定窑／婴儿枕
宋、金时小瓷枕广为流行，有最简单的长方形，亦有动物造型的，如虎形枕，及状似如意云状，取其吉祥意的如意枕，本件婴儿枕为其中造型较为繁复者。宋代婴儿纹样极为流行，传世宋瓷中，北方青瓷系、景德镇影青瓷、技法繁杂的磁州窑系以及本件所属的定窑系，均可见以婴儿或孩童嬉戏为纹样的作品。
定窑，在今河北曲阳县，古名定州，故名定窑。白釉色泛黄呈牙色，装饰技法有浅划、深刻、模印等，题材亦丰，尤以划法技法灵巧熟练，线条流畅，作品生动活泼。
瓷枕造形采婴儿侧卧于榻上，头微扬、宽额、身硕、双手交叉为枕，两脚弯曲交迭，状极悠闲。左手执一状似彩球童玩，丝带贯穿，上下以蝴蝶结饰固定。婴儿脸部交待清晰写实，模样雅稚可人，衣饰以今日用语应是：身着长袍，外加背心，长裤，布鞋。背心前襟饰钱形纹，后背划牡丹，长袍下裳印圆形团花，衣袖长裤无纹饰，显示以不同布料缝制而成。榻周开光，印有龙纹，底平无釉，刻乾隆御制诗。
院藏同型婴儿枕两件，北京故宫亦有一件，三件造型一致，均以模印成型，除在细部纹饰技法、纹样、部位及尺寸略有差异外，在面貌、衣饰皱褶几乎一致，想当时应有一共同样本，提供模制。
北魏太和元年／释迦牟尼佛坐像／青铜镀金
尊像和台座合铸而成，背光另铸。青铜胎质致密，镀金厚且与胎连接紧密，金色黄带赤，作工精良。
发作大涡纹，脸形长圆，若袒右肩僧祇支，外披大衣、右肩露出衣角，和炳灵寺一六九窟建弘元年（420）阿弥陀佛主尊类似，但是本尊大衣衣缘在胸前曲折翻转，和右肩大衣连接成弧，衣褶似火焰开叉扬起，气势雄壮，表现太和时期的特殊风格，体积虽小，和云冈第二十窟的主尊（460年左右）风格几近。
单尊造像中，藤井有邻馆藏太安元年（445）石造佛坐像已表现类似风格，且不乏其例，如太安三年（457）释迦坐像及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天安元年（466）佛坐像。因此石雕较金铜佛早出现太和风格。
台座两层，上层为须弥座，仰覆莲瓣，台侧饰以唐草文，座前两立雕狮子，回首转身，姿态威武。下层方形座，开波浪状门，两侧均雕供养人，上排唐草文连环成排，台座雕刻精致。
背光外圈Ｕ形火焰纹熊熊围绕，和主尊气势相映，益增雄浑气势，是太和新样式，内圈四佛和头光中的二佛一起共同形成七佛。
背光后面亦雕刻精巧，分为三层，上层中央塔形内释迦和多宝佛并坐。塔外左右两侧文殊持如意和拿麈尾的维摩相对而谈，表现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的场面，中层中央释迦在鹿野苑初转法轮，两侧各两比丘跪坐、菩萨胁侍，下层中央诞生佛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左侧摩耶夫人攀树而立，太子自右胁诞生，右侧龙王浴佛，帝释天和梵天两旁跪坐，下层最外侧两长方形榜题，现字迹已不清。背光不仅内容丰富且构图安排秩序井然，场景紧凑，无疑是五世纪太和期的精品。
清／玉罗汉山子
清代苏州、扬州等商业大城中的达官贵人，喜好收购玉器。究其缘由，固然有个人喜好或附庸风雅的因素存在，但也常常是为了要入贡，以讨好爱玉的皇帝。因此，虽然“新样”玉器的盛行，是受到苏、扬玉市的导向，但是乾隆皇帝表露排斥的态度后，当地玉工还是会受到影响而改弦更张。由乾隆晚期的御制诗可知，当时民间玉作坊的“新样”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玉图”的盛行。姑且不论“新样”风潮是否真的消褪，但从清高宗评论玉图“有雅趣可玩”看来，他颇能接受这个新的转变。
所谓“玉图”，从字面上就可以了解它和绘画有所关联。这类玉器大多是插屏、笔筒或山子的形式，通常选择山水名胜或文人掌故为主题，呈现一种较为清静雅致的韵味。由于“玉图”获得皇帝的认同，以致几件大形玉山子制作时，皆有宫廷画家特别参与绘制蓝图。玉在当时成为一种统合性的艺术媒介。
本件作品为青色闪玉质。形如山壁洞窟，洞口边立一老树，十六罗汉中的租查巴纳塔嘎尊者倚树而坐，寿眉，长耳，食、中二指并出，面露微笑，似有所悟，形貌生动。山子的布局和岩面上所刻清高宗御制文《收录于﹝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文初集二九卷二页》，皆与浙江“圣因寺”所藏，传为贯休所绘之罗汉画轴相同。这件玉山子是研究清中期玉器与绘画关系，极具意义的一件作品。
战国／龙形佩(一对)
青绿玉，局部灰黑斑；器表多薄沁一层灰白斑。雕作一对盘旋绕转，气势矫健的大龙。虽然体积甚大，但以丝线穿系之，仍十分平衡。两面花纹相同。卷鼻与长鬣分别向前后伸展，下颏作圆弧形，龙口上下颚以分，腮边刻饰雕有斜格纹的盾形图案；似蛇的体躯，又附加各式卷勾；龙体上满雕谷纹，谷粒多排列成行，卷勾上常雕有毛束纹。为典型的战国风格。
考古出土以及流散或传世的，成对战国玉龙形佩为数甚丰，但鲜有尺寸如此长大，而品相端庄，雕工精致的佳品。这应为当时最高级的贵族，始能拥有的，象征身份的玉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