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个进入灾难现场”
位于基辅的切尔诺贝利博物馆副馆长安娜卡拉列夫斯卡（音译）说，科斯汀是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最著名的摄影师，但拉斯卡佐夫（音译）却是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第一个摄影师，作为核电站的专职摄影师，他在核反应堆爆炸当天就被允许进入现场。
在1986年4月26日中午，也就是核反应堆爆炸数小时后，拉斯卡佐夫制作了一份关于受损核反应堆的视频资料，并递交给了在附近办公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当天晚上11点，拉斯卡佐夫拍摄的照片也被递交到特别委员会，但照片被有关当局扣压。
拉斯卡佐夫拍摄的照片只有两张在1987年被公开发表，但却没有标注他的名字。在经过多年的癌症折磨后，拉斯卡佐夫去年病逝，享年66岁。
“我在最危险的距离拍照”
1986年5月12日，也就是核事故发生两周多以后，苏联《真理报》首次刊登了核事故现场照片，照片由莱皮克（音译）三天前在直升机上拍摄。“如果现在我被命令执行这样的任务，我不会再答应了。因为人会轻易死掉，却一无所获。”现年65岁的莱皮克说。
1993年，曾在距离核反应堆只有25米的地方进行拍照的摄影师祖法拉夫（音译）死于核辐射引起的疾病，享年只有52岁。
内幕
事故消息曾遭封锁
切尔诺贝利博物馆珍藏着一幅具有辛辣讽刺意义的照片，年轻的妇女们行进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大游行的队伍中，她们微笑着，浑然不知灾难就在她们身边。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当时的媒体没有立即公布消息，但小道消息却像长了腿一样。人们纷纷传言，领导们已经先将自己的亲属撤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而当局仍然不顾显而易见的灾难，要求五一国际劳动节大游行如期举行。
但在核电站工人居住的普里皮亚特城，秘密就少多了。1986年4月27日，当地居民们看到了穿戴防毒面具的士兵。当时的救护车司机安纳托利首先意识到这是一场灾难。他连续两班倒地工作，这几乎让他送命。
安纳托利的妻子，现年62岁的柳德米拉回忆说，她当时问丈夫在冒着生命危险工作时为什么不先想想自己的家人。“不用担心，”丈夫对她说，“祖国将会照顾你的。”
但柳德米拉认为祖国辜负了他们，在核事故爆发的头两周，官方一直保持沉默，当局的冷漠成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不容忘记的一部分。